從「N號房事件」看韓國父權社會的問題

「N號房事件」是2020年3月間,韓國爆發的性剝削犯罪事件,犯罪嫌疑人「博士」趙周彬從2018年底以來,透過即時通訊軟體Telegram,運營多個聊天室,威脅女性被害者,拍攝非自願的性虐待影片、照片,發布在聊天室中,受害者多達74名少女,其中有16名未成年的女學生,年紀最小僅11歲。這些影片內容相當不堪,竟有高達26萬名會員付費共享過「N號房」的非法色情淫穢影片。整起事件引發韓國輿論抨擊,但這已不是韓國近年偶發的性犯罪事件了。

單從2018年到2020年,陸續就有弘大偷拍事件、具荷拉事件、BIGBANG勝利性招待醜聞及鄭俊英老司機群組事件,受害者均為女性,案件全都牽扯到性暴力及性侵犯的問題,也再再顯示韓國政府從2001 年成立的「性別平等與家庭部」,一直想努力推動的性平教育,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克服。

韓國與亞洲社會長年都存在著父權社會及父權主義的問題,即使進入21世紀,女性地位及工作權已提升不少,但男女地位仍不平等。2000年以來,進入了網路時代,韓國社會年輕世代的「厭女」及「仇女」問題,似乎擴張嚴重。愛德華以韓國電影及韓劇的發展,觀察韓國女性的發聲(有人直接形容為「女權」或「女性主義」,但感覺就存在著對立思考)與根深在韓國父權問題的變化。

2001年韓國電影《我的野蠻女友》,全智賢「她」一角的形象,幾乎翻轉了韓國女性的思考,也讓韓國的女力有了不同的聲音,間接影響了20年來韓劇及韓國電影女性角色的塑造。可延伸閱讀:【影評】《我的野蠻女友》:愛情真是偶然與巧合嗎?

只是不少韓劇的男女主角設定,女性角色雖然獨立,有自我思考的發展變化,但似乎離不開對男主角「歐巴」或階級、富家男的愛情憧憬,某種程度來說,有些韓劇男主角的思維,仍存有父權主義的大男人思想,只是浪漫和貼心的情節,掩蓋了不合理的男女社會地位問題。

2016年韓國作家趙南柱的小說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,點出韓國女性在父權社會下所遭遇的不平等,但被韓國一些網友批評,小說在2019年翻拍為電影,再次引發韓國對女權問題的討論,可參考: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電影題材在韓國男女評價兩極,孔劉與鄭有美為何仍無畏壓力接演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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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部分男性對於女性主義,或者女權主義,帶有過於貶抑,甚至強烈的反感,進而變成「厭女」及「仇女」的現象,不只韓國存在,近年全球各地新世代亦出現這樣類似的意見,有部分原因是男人心裡與自尊,受不了競爭壓力,而產生的不平衡妒嫉心態嗎?但是如果進而對女性的偏見或憎恨,轉為強烈的暴力及性迫害的虐待行為,都是非常錯誤的意識與犯罪問題。

韓國近幾年一些戲劇話題,也有涉及到性平權的思考,相信未來「N號房事件」的題材也會開拍,讓社會省思。愛德華很喜歡《梨泰院Class》討論到韓國社會的禁忌與階級衝突,而其中女性主義的思維,落在金多美飾演的趙以瑞一角上,她等於挑戰父權社會的無形制度,用能力證明自己,僅管用些小心機,上網帶風向,卻用自己的影響力,讓社會霸凌的惡行遭到制裁。如看過《梨泰院Class》,可閱讀:《梨泰院Class》趙以瑞與吳秀娥的感情觀解析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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